请记住，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，中国四川汶川遭遇八级地震。六万余同胞遇难，三十余万人受伤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。

请记住，那短短的三分钟，无数家园瞬成废墟，无数亲人生离死别，无数孩子成为孤儿。灾难面前，生之脆弱，哀我同胞。

死者长已矣，生者多努力。显然，我们需要铭记的并不只是一场国难，几许悲情。只有记住每一个人，关于这场灾难的记忆才能更真实，对生命的尊重才能更具体。一个民族关于苦难的记忆，不能只靠口耳相传，承载苦难记忆的书本、文献、证物，以及各种形式的博物馆会留传于世，见证一个社会的痛定思痛与生生不息。

铭记苦难是一种社会责任。对于任何灾难而言，只有一个“集体受难”的悲剧印象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任何群体性灾难，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承受，正是个体的不幸构成了集体记忆的所有细节。

国家记忆，最后都得落在个体具体记忆之上。任何灾难，最后也都是具体的灾难。“9·11”恐怖袭击后，纽约建“世贸中心纪念馆”，收入许多“9·11”罹难者家属捐赠的照片及二百多个罹难者的遗物，并在世贸大厦原址上永久性地留下了近3000名罹难者的名字。而在中国，1946年西南联大正式结束时，师生们在校址上竖立了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”，碑上面刻着联大从军学生的纪念碑文及834位从军学生的名字，至今未失。

任何国家的历史，都是具体的人的历史。对逝者名字的梳理与铭刻，同样是在补写历史。对于发生在汶川的这场灾难，透过媒体报道，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事迹，但是更多逝者还不为人知。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努力留下所有逝者的名字，让每个人的姓名成为集体记忆的入口，事实上也是在丰富我们的世界，对生者与死者尽责。

纪念碑可能表达荣耀，哭墙只承载悲伤。博物馆可以杂识万物，哭墙只凸显苦难。墓碑只记住一个或几个人，哭墙将记住数以万计的罹难同胞。在大灾难之后，我们或许可以建起纪念碑以弘扬某种精神或意志，建起博物馆以再现某种形态和知识，建起墓碑以寄托思念与哀伤。但对于民族而言，我们仍需一堵哭墙，镌刻数以万计死难者的姓名于其上。这些曾经灿若星辰的灵魂，在每一个哀悼日都将被生者抚慰与触摸，一切只为哀哭，一切只为记住。

一块大地开裂，给全人类留下伤口。眼下所有努力，不仅为了超拔于苦难之上，更为了重申人的价值与信仰。从设立国家哀悼日，到发文严格要求礼遇每一位遇难者遗体，这一切莫不说明，共和国正在不断用具体的行动，丰富着国家伦理。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，每一位逝者都贵比国家。

没有对个体生命的充分尊重，就谈不上以人为本。灾难过后，我们需要建一座碑，纪念这场国家灾难；在这座碑上，要镌刻上所能证实的遇难者的名字，让这场灾难变得具体而真实，让大写的“人”字矗立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。

唐山大地震之后，先后建成了抗震纪念碑和抗震纪念馆，但“百万唐山人有同一个祭日，却没有一个祭奠的地方”。1976年之后的清明节和7月28日前后，一堆堆烧过的纸钱会在唐山街头出现，因为无论是纪念馆还是纪念碑，都不是祭奠个体灵魂的最好场所。当幽幽的火光和凄惨的哭喊一次次穿透唐山，人们知道自己需要的正是一堵哭墙，但这样的诉求一直没有得到回应。2004年，一家公司建起了纪念墙，却因为收费问题备受争议。2006年，该建筑被政府判定为“违章建筑”。直到今年年初，唐山方面宣布将由政府主导建立长达396米的玻璃纪念墙，24万地震死难者名字将镌刻其上。一盼30年，唐山人终于有望建起一堵哭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