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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时刻 1996年12月12日，邓小平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。对这位生活规律的老人来说，这样的例外绝少发生。 虽然也有先例，比如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，熬夜看球。但保健医生发现这次情况不妙。老人咳嗽不止，不能畅快呼吸，不能下咽食物。身边的医生已不能应付局面，只好把邓小平送进医院。 让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至今仍感到安慰的是，他们参与创作的系列纪录片《邓小平》成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后一部电视片。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，元旦那天，下了雪，老人躺在沙发上看完《新闻联播》后，仍有兴致地欣赏其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，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。 “那边，走过来的那个，”他问，“是谁啊？”随身医护人员黄琳笑了：“那个是您啊。您看清楚了。” 那个人走近了。他终于看到了自己，动动嘴角，笑一笑。什么也不说，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。黄知道他耳背，听不见，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，把电视里面那些话一句句重复出来，黄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羞涩。 采访过多位邓小平医生的研究者余玮说，那些医护人员便是小平临终时刻的见证者，他们所见证的是一个平民化的小平。 据透露，小平病重期间，他的家属与他一样，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，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，小组完全自己做主。当然，每一套方案实施前，医疗组还是要请家属签字，家属只是履行手续，对医疗组特别信任、放心。 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，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。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，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。 邓小平夫人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。四天以前，她就写信给中央，转告“邓小平的嘱托”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，不设灵堂，解剖遗体，留下眼角膜，供医学研究，把骨灰撒入大海。 医生傅春恩说：“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，这之前，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，都抢救过来了。这一次，我们同样进行全力抢救。” 到晚上9点08分，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，医疗组组长、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‘停止抢救’”。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。 平静告别
有几个年轻人竖起了一面旗帜，上面写着：“再道一声：小平您好。”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情景。 “跟当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感觉和情绪有一些相似，很悲痛。”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忠德回忆说。 一位新华社资深记者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：“我下楼上班时，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：‘小平走了。’上班的路上很平静。我用从业30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，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，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复的痕迹。” 20日凌晨4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第一时间上街采访，其时只有农贸批发市场人头攒动，忙于买卖的人们从记者口中得知这一不幸，一位卖菜的农村妇女用纯朴的语言反映出人们对邓小平的感情：“要不是小平俺们现在哪能卖菜挣钱哪！” 在广东深圳深南大道上邓小平的巨幅照片前，很多市民、企业人士自发地献花圈、默哀，悼念邓小平，一时比较拥堵。深圳市公安局因此开了一个维持悼念现场秩序的会，当时的公安局长在会上说，我们讲清楚了，这是悼念小平同志的活动，是群众自发的，民警维持秩序的时候一定要以礼相待。 平稳过渡，不留遗言 邓小平逝世后，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“过渡危机”。实际上，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淡出以后，很平稳地完成了新老交替。 他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，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·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：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，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。 和毛泽东离世那种撕心裂肺的场景相比，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，这是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，经常提及的，而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，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。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：“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，是很不健康的，是很危险的。不出事没问题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。” 刘金田透露，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思维清晰，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 那段时间，老人有时昏昏沉沉地睡着，有时异常清醒，还是不说话——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，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。 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，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。“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，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？”黄琳这样想。 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该说的都说过了。” “南方讲话就是邓小平最后的政治嘱托。大局已定之后，他就不再过问什么了。”刘金田说。 ■激情与宁静：邓小平的最后五年 耄耋之年再变法
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。 与当时普通民众的印象不同，“南巡”的目标并不是促使改革加速，而是保证改革的持续。 像邓小平以往的故事一样，这次重要的旅行也带有轻松的逸事色彩。到深圳仙湖植物园他第一次见到了“发财树”。“让全国人民都种，让全国人民都发财。”他说。他登上了深圳的高楼，眺望了香港。在珠海登山时，因为下山道路崎岖，警卫建议原路返回，他却执意选择了新路。他的回答被认为是朝气的体现：“我从来不走回头路。” 在深圳、珠海、广州和上海，他总是在提醒人们改革的必要性。他反复强调者，必是值得尊重的常识：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，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。更加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则是：“中国要警惕右，但主要是防止左。” 这一年的6月9日，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的概念。邓小平表示同意正式使用这个提法，并表示可以用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。 “我已经交卷了” 十四大刚刚闭幕，女儿邓榕搀扶他来到了人民大会堂，在大批的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。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后一次重要露面。至此，他一生中的“运筹”已经基本结束。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·W·张总结近代中国，“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——包括孙中山等领导人，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，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。”邓小平曾经与周恩来一道制定了“四个现代化”的规划，在其一生中，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不渝的追求。不过，改革开放之后，他把目标调整到了更切实际的“小康”。他已经尽了责任，1993年初，他告诉中共的下一代领导集体：“对中国的责任，我已经交卷了，就看你们的了。” 1994年10月1日，北京钓鱼台国宾馆，人们把邓小平扶下车，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。他观看了国庆焰火，并留下了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张照片。他已经90岁，到了鲐背之年，皮肤确实生斑如鲐鱼之背，不过他仍不会让自己的头脑局限于琐碎的事务之中。《他改变了中国——江泽民传》的作者罗伯特·劳伦斯·库恩描述说，“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钝而老迈，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。” 国际舆论仍然认为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是“过渡性的”，邓小平决定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意味。 晚上，邓小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短文。他委托出席国庆晚宴的薄一波宣读了一份致词，文中要求政治局成员和全体中共党员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”。 从此，他再也没有特意公开露面。他交棒了。这一次，他做得悄无声息，就像早年在法国雷诺公司勤工俭学时的一个下午，他收拾好工具，没有大声招呼谁就下班了。国庆焰火照亮了北京的夜空，而他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一段基因，一段源代码。中国以后的一切变化注定会携有他的影响。 最后的宁静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，一座青砖灰瓦、绿荫满庭的两进的院落里，邓小平不再工作了。 在晚年，邓小平睡前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，但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，他对这种读物评价并不高。“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，下次还可以再看，根本不过脑子。”他对邓榕说。 他最后3年的生活在《邓小平年谱》中也仅有8页记录。一旦不再工作，邓小平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了。邓林曾说，她给了自己一个电视纪录片的命题，拍“邓小平的一天”，但尝试了几次之后就放弃了。他的日常生活太规律了，太普通了。“你想找一个戏剧性画面，找一个特别有情趣的镜头，找不着。”她说，“所以拍了几次也没成功。” 1996年12月22日，邓小平又一次因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。他的生命只有最后两个月了。他的未竟事业仍有很多，小如中国足球，大如政治体制改革。
邓小平逝世时只是一位普通中国公民，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政要发来唁电，联合国降半旗，在此期间国际很多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。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情况。 本文永久地址: http://www.livebaby.cn/blog/u/meil/archives/2007/74.html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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